我荐｜沈从文：曲折十七年

2016-12-31 沈从文 黄灿然小站

这个图录的完成到付印，和读者见面，实经过许多曲折过程，前后拖延到十七年之久，才终于得到实现的。工作的进行，实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各部门支持分不开，工作初步完成，财经出版社方面有一定贡献。工作的最后完成，实完全得力于社会科学院领导为准备人力物力的结果。若没有这些无私的赞助，这本书不可能产生的。

从一九四九年起始，我就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专搞杂文物研究。照规矩，经常性工作，除文物收集、鉴定，并参预部分陈列外，兼为馆中解决绘制历史人物画塑时，提供些相关材料，给美术工作者以便利。还必须面对群众，在陈列室中，不折不扣作了十年说明员。且尽力所能及，为外单位“科研”、“生产”和“教学”打打杂，服点务。虽感觉到能力薄，责任重，工作复杂繁琐而艰巨，但是若能把工作做好，却十分有意义。因为谈“为人民服务”或“古为今用”，若限于口上和纸上，是无多意义的。必须落实到具体工作行为中，才能证明得失，并慢慢得到修正机会。我深深相信，凡事从实践出发，去坚持个十年二十年学习，总会由常识积累，取得业务上应有进展的。事实上也正是这样，我对于文物各部门点滴知识，一切都由常识作为基础而取得的。

近三十年新出土文物以千万计，且逐日还在不断增加，为中国物质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扎实有用资料。一个文物工作者如善于学习，博闻约取，会通运用，显明会把文物研究中的大量空白点，一一加以填补，能取得崭新纪录的。

我就从这点信念和理解出发，和前半世纪从事文学写作情形一样，不声不响，在大多数熟人难于理解情况下，守住本职，整整过了三十年。尽管前十年条件比较便利，文物各部门，大都有机会过手经眼十万八万件，只是文史底子薄弱，任何一方面，可始终都难达到深入专精程度。即对于比较熟习的绫罗锦绣而言，接触虽极多，所知究竟有限。发表过的材料，也只零星点滴，无从集中精力，更有系统的来好好作一番介绍，实在是一大憾事。

至于本书由我来作试点进行，似偶然也并不全是偶然。一九六四年春夏间，由于周总理和几个主持文化部门的人谈天，说及每次出国，经常会被邀请看看那个国家服装博物馆，因为可代表这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发展和工艺水平。一般所见，多是由中古到十七八世纪材料。我国历史文化那么久，新旧材料那么多，是不是也可编些这类图书，今后出国时，作为文化性礼品送送人？当时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先生，恰在总理身边，因推荐由我来作，或许还像个样子，得到总理认可。所以历博龙潜馆长全力支持，特別为从美工组商调李之檀、陈大章、范曾三同事参加。工作方法由我为提供图像和实物资料，按时代排定先后秩序，分别加以摹绘。我并就每一图试用不同方式，不同体例，适当引申文献，进行些综合分析比证工作，各写出千百字说明。正因为当作试点性工作而着手，总的要求是希望能给读者对于中国人民古代衣着发展变迁，有个比较明确总印象。这种创始开端工作，即或做得不够完美，也不妨事。好在材料多，问题杂，我的方法不对头，还值得有许多真正专家学人，从另一不同角度作新的试探。

财经出版社原担负出版任务，主持人当时也极热心，特别是制版排印部门一些老师傅，对工作细心认真处，都给我以深刻印象。工作进展格外迅速，由一九六四年初夏开始，前后不到八个月时间，本书主图二百幅，附图约百种，及说明文字二十余万，样稿就已基本完成。经过我重作校核刪补后，本可望于一九六四年冬出版。由于政治大动荡已见出先兆，一切出版物的价值意义，都得重新考虑，自然便拖延下来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份待印图稿，并不经过什么人就本书内容作过具体分析，就被认为是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黑书毒草。凡是曾经赞同过这本书编写的部、局、馆中主要负责人，都不免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我本人自然更难于幸免。在对本书支持过的部、局、馆几个主要负责人三次分别批斗中，我也沉默无言，陪斗过三次。本人虽不久即得到“解放”，却和全国百十万老年知识分子命运大体相同，接受延长十年的特殊“教育”，真应了一句老话：“在劫难逃”。所有个人进行研究工作的图书资料，既在无可奈何情况下，一律当作废纸处理完事，使得我任何工作都无从继续进行。

到六九年末，且被胁迫限定时日，疏散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到达指定目的地时，才知道“榜上无名”，连个食宿处也无从安排。于岁暮严冬雨雪霏微中，进退失据，只能蹲在毫无遮蔽的空坪中，折腾了约四个小时，等待发落。逼近黄昏，才用“既来则安”为理由，得到特许，搭最后那辆运行李卡车，去到二十五里外，借住属于故宫博物院一个暂时空着的宿舍中，解决了食宿问题。因为人已年近七十，心脏病早严重到随时可出问题程度，雨雪中山路极滑，看牛放羊都无资格，就让我带个小小板凳，去后山坡看守菜园，专职是驱赶前村趁隙来偷菜吃的大小猪。手脚冻得发木时，就到附近工具棚干草堆上躺一会会，活活血脉，避避风寒。夜里吃过饭后，就和同住的三个老工人，在一个煤油灯黄黯黯光影下轮流读报，明白全国“形势大好”。

使我觉得最有意思，还是熟习宋瓷的老姚，先来半年，已成了一个捕蛇专家。房中各处都是长达二米的蛇皮，且有意把它作成种种生活姿态，沿墙附壁，十分生动。另一收集文物字画老贾，却利用湖边路坎细小竹枝，编成许多箩篮筐匣，精美程度，都超过市场上宾馆中展出的工艺品甚多。对我说来，倒真像是六十年前老军务回营归队，丝毫不感到什么委曲生疏，反而学习了不少新知识。我明白，这是在国内正在逬行的一种离奇“教育”。有百十万学有专长的高级知识分子，各在相似或更困难情形下，享受这种特别待遇，度过每一天。内中既还有参加长征老革命，也还有各部副部长，或什么委员，以及各种雄心勃勃姚登山式“革命闯将”，和前不多久尚在天安门上雄赳赳的“革命英雄”，一过了时，就“一锅端”共同来到这地方受新的“教育”。

想起这正是“亚细亚式”迫害狂历史传统模式的重演，进一步理解《阮籍传》中“有忧生之嗟”含意，个人倒反而更十分渺小，觉得“浑浑噩噩随遇而安”为合理省事了。来到这地方生产劳动，名为“改造”，改造什么？向军管领导询问，也说不明白。一面学习“老三篇”，不少人还能开口背诵如流。但问及内中有一条说到“老弱病残不下放”是什么意思时，我这年近七十，血压经常已二百过头的老病号，学习班长既兼作医生，且明白是由于“心脏动脉粥样硬化”而起，却相当幽默地回答我：“既来之，则安之，不妨事。”……如此这般过了一个新年。

有一天，下午正在菜秧地值班，忽然有个人来通知我，限二小时内迁移住处，到五十里外双溪区后，另作安排。我匆匆忙忙赶回宿舍去，看到一辆卡车停在附近，我那些搁在屋檐下的未解开的家具行李，和放在卧室内长炕上的被盖杂物，全已上了车。只等待我一到就得开动。当时我的老伴还在相隔五里地大湖边劳动，原属挖砂连，我想亲自赶去通知一声，时间有限已来不及。幸亏得故宫一老贾，告奋勇忙匆匆为赶过红崖口报信，待家中人随同老贾赶来时，说不到十句话，只告知去处名叫双溪，离这五十里多点点，就催我快上，若再晚些，怕天黑赶到区上搬行李不方便。

车开动后，相熟司机才告给我：“到了双溪，还得赶回城里，接送故宫从嘉鱼运砖归队的唐兰等返回。来去得走百多里路。烂泥路滑得很，上次翻车即伤了五个人，这责任我那里能担负得下！”因此一到了双溪区公所门前，几个人把我同行三家六口人行李匆匆搬下，放在门堂角，车就掉头开走了。

在车中我想到古代充军似乎比较从容，以苏东坡谪海南，还能在赣州和当时阳孝本游八境台，饮酒赋诗。后移黄州，也能邀来客两次游赤壁，写成著名于世前后《赤壁赋》，和大江东去的浪淘沙曲子。

到了双溪，和前一次离京相同，说是住处业已安排好，凡事放心，不会为难！到了这里才明白又是空话。采煤区连上区公所，都无个住处。末后又用“既来则安”一句老话解脱，同行三家只好把未开封的行李箱柜放在门堂角落，一同爬上十八级极陡的木梯，在区公所门楼上稻草堆中摊开被盖行李，扎营下砦，住了下来。每天到附近采煤连大厨房吃三顿大锅饭，白天还可依赖小窗口微明看看书，晚上担心煤油灯小不经意出事故，不许点灯照明，一会会也就睡着了。近月来折腾得够累人，所以躺下不久，就天已发亮。

可是过半月后，又被转移到约一里远一个孤立空空小学校空教室里去，说是和区里医院邻近，看病取药方便。事实上公路对过下边一点，还有个分配棺材机关，万一突然死去，领个棺木倒也方便。我在湖北前后两年中，迁移过六次，以这个地方住得最久，约占一年时间，留下印象最深刻。因为过了春夏秋冬四季，对于大地自然风光极其熟习。为我近三十年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住处在一个丘陵地长冈高处。四周全是马尾松林，下视区中还不到一百户人家，却管领着约五万亩水田，平田尽头名象鼻滩，远近还留下些大小村落，部分村落还剩下些过百年古树，有的就只剩下些石头堆砌大宅院，都各有专名，半已废毁，一半还为生产队所占有。又有的已在旁边起了红色砖瓦新屋。我住处是当地一个小学校，三列平屋除了两个空空大讲堂，还有几列大间堆集木料，院中大坪堆了大量红砖，显然是在进行建筑未完工前，即因闹“文化革命”而停顿的。

我和区中各种人物都十分相熟友好。中西医生，邮局办事员一对小夫妇，当地唯一的小小理发馆，桥头边唯一不参加合作化的老修鞋匠兼染匠，小小百货商店的公私合营后管理员，区里专管附近田地生产队的区干部，到不多久，都成了熟人。还有管厨的大师傅和二师傅，和专管食品公司的一个退伍军人经理，小小搬运公司的几个工人，都各以业务原因和我相熟，关系都十分好。当时正是照政策办事“好药必下乡”实行时期，我由北京寄去的专用药品不够用时，医院中总为想办法接济。邮局办事处虽小，却可看到《参考消息》和别的两份报章杂志，国内外大事件总还可以知道点滴正反两面情况。理发馆还保持一点古风，一切按规矩办事，刮脸必三次，直到一再告饶，才让步减免一次。末后还要扭扭手膀，活动活动筋骨，走过场式捶捶背。这都是大城市早已失传的规则，待诏师傅执行职业时可毫不苟且。

至于那个区干部也是退伍军人，每天必早起晚睡，主持一个模范生产队，轮流去各家吃“派饭”，带队伍下田，或集中于田坪中开会报告时事。晚上诸事完毕还得写黑板，摘抄些语录、时评，有时还自己写三五百字报道小说，主要原是本区属于湖北高产区，每年除上交粮食外，还有两万头肥猪，二十万斤鸡鸭蛋上缴任务。生产队属于区中直辖，各县经常有人来参观学习，重点虽在对溪另一个点，直辖队当然也不能太马虎。所以蹲点干部格外辛苦。每次到我住处休息时，疲累得很，脸色憔悴。让他喝点糖水，先还推让不肯吃，怕犯规，不得已才一口吞下。作的小说文章如照省报要求，一切照中心任务格式写，即可刊载，照实在情形写，即不合用，有时退回还加上几句批评，因此提不高。

我后来是在区中大厨搭伙的，照例吃得较好，常有活鱼吃，价格不一。掌厨老师傅总以为年到七十岁老头，不吃得好一点没有道理，常有意派到我碗里多一点，也不过多出一毛半钱就够了。至于食品公司那个经理，在军队中是个连长，人长得极挺拔，受过中等教育，相熟以后，因为对我有照顾指示，在小街上见到时，总要我去领优待券。一月二斤鸭蛋我就吃不了！人事方面尽管十分融洽，可唯一不相熟的，是分配棺材那个小楼房，有点天然排斥因子。我即或血压最高时有二百五十，还只想尽我做公民的责任，从不担心会忽然间死去。至于他们那边虽然还搁下些好材料，大致不会分配到我头上，因此那些办事的每天都有机会见我蹒跚走下雨雪泥泞的斜坡，去区里取饭两次，可从不打个招呼。平时取水，也必须到区公所前面一点小溪中去提。有时水被糟房弄得污浊，还得去更远处一个水泥作成的高水柜里去取水，就更费事担心，因为得爬上六级高台阶，台阶上满是青苔，不小心会摔到水塘中去。

我于一九七一夏天，又由湖北咸宁双溪转送湖北丹江市一个釆石区荒山沟去住。名为“休养区”，事实上全是文化部门老病号。离丹江大水坝约五里远近。住处计两列红瓦房子，我们住的是靠山边的一列。一出门，看到的总是手拄拐杖行动蹒跚的老朋友，和一个伤兵医院差不多。这些人日常还参加种菜、种树、搬石头任务。虽有个大厨房供应主食，副食品却不够用，各自得趁晴天上市区去采办，拿回来用自制煤油炉加工。路虽不多远，初来总易迷失方向，问人时，照例指示“向那个有白色烟筒走去不会错”。原来我们离市中那个火葬场隔不多远，快到火葬场，迈过一个小山坡就可见到住处了。《静静的顿河》译者金人先生，就是我和家中人到达后第二天故去的。当时袁牧之、冯雪峰、滑田友诸先生都住在山坡靠溪那列房子里。我平时已不大便于行动，间或拄个拐杖看病取药，总常常见雪峰独自在附近菜地里浇粪，满头白发，如汉代砖刻中老农一样。

在两年多时间内，住处先后迁移六次。我手边既无书籍又无其他资料，只能就记忆所及，把服饰图稿中疏忽遗漏或多余处，一一用签条记下来，准备日后有机会时补改。

我是七二年回到北京旧居。住处前后曾经两家同事看中，且短期住下过，除原有行李外，还加了个床铺。人固然回来了，那个床铺却未迁出。商量也无结果。因为报纸有落实政策文章，最后只有代为抬出到院子中。我那个临行时被人扣下的一个大书案和书架，才物归原主。照政策，住处理应得到调整：或恢复原来住处，或改善个适合工作的新居。为省事计，我只希望能照前一方式办理。占有者却说当时是受上面指使搬来，本不出于个人意思。

人既回来了，我只想争取时间做点事，主要是重新买点应用工具书要紧。当时琉璃厂古籍门市部、内部供应处及灯市口那个旧书店，还有不少图书可听人选择，又得馆中为开了个特别介绍信，所以不到一个星期，就买了不少旧图旧书，把一个小房填得满满的。且在去武英殿参观对外一次文物展中，经一同事相告，原编那个图册，又经过馆中懂业务几个人重看过，转告我都认为值得印行。另一同事且告我，目下印刷部门还空着，且有纸张，不如趁机会即早付印，再迟下去，恐就来不及了。我才把稿件从馆里取出，重新校核，约一月后送还馆中。料想不到，从此以后即渺无消息，一再亲自并托人询问主管方面这书的下落，都得到个“相应不理”的结果。我依稀理会到，其中必还有什么和本书相联系的问题，不可能深入求理解。

我高血压既时好时坏，报废是迟早间事。作为一个合格公民设想，出门赶车虽已日益感到困难，只好把我下放双溪、丹江将近二年的极端寂寞生活中，凭回忆写下的十多个以图像为主小专题草稿，重新核对补充一下，想办法为一一分别排出个秩序来，并查明出处，花点钱，想办法找人帮忙赶画出来。照我主观设想，这份图稿目前即或毫无用场，今后对于年青一代搞文物同行，总还有点用处。为了工作便利，我拆散许多较贵的图录，尽可能把它分门别类钉贴到四壁上去，还另外在小卧房中，纵横牵了五条细铁线，把拟作的图像，分别夹挂到上面。不多久，幸好得到两位同好的无私热心帮助，为把需要放大到一定尺寸的图像，照我意见为一一绘出，不到两个月，房中墙上就几几乎全被一些奇奇怪怪图像占据了。

一个领导业务的副馆长到我处见到这种情况时，就作成充满好意、充满感情，对我十分诚恳的样子，说是为我好，劝我“最好还是退休”。我没有领会他那片好意，因为急于“开会”，就走了。他开了二十年的会，事实上，什么是“业务”，业务如何才提得高，却不大明白。更不明白我为什么留到这单位三十年还不退休的原因。只有笑笑听他继续去开会。因为我一认真和他谈“业务”，对他即起催眠作用，即刻打了哈欠，说是忙着开会，便走了。另一时，又有个次一级抓业务的，见我房中灯光整夜不息情况，又劝我用不着这么干了，这有什么意思？保重身体重要！我依然用微笑作回答。这一位是很懂养身之道的，家庭生活过得很圆满，对人也很热情，而且什么都懂，只是却不大可能懂得我这七十三四岁的人，还不顾自己，拼命作事，究竟是为什么原因。

我老伴工作上级动员，说是为照顾我身体，让她退休回来了。给个住处，尽她在离我住处约两站路的另一处小房间里住下，便于锻炼我身体，每天走去吃一顿带一顿，这样经过了约三年半时间。这是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办公室，主要北房三大间，却早为文化部一个什么干部处长，代为一个未婚女儿占定了，老伴的住处约等于那个人家六分之一左右。当时大家看来，都似乎很自然。我当然不能说什么，却也增长了一份见闻，即这种中层干部的水平，对国家有什么好处。从面相看来，这一位大人即或已“靠边站”，也只是暂时间事。因为对自己子女打算如此细心周到，精明能干，不久肯定还会“禄位高升”的。

经过唐山大地震之后，家中人对我独住原处不放心，我才寄住老伴那个小房间里来。不久又经过中央人事上的大地震两次。由于房中过窄，住处有个面板作成的小条几，天一亮我就把这份家具搬出到院子中，坐在从双溪带回的小竹凳子上，把我那份工作，照老办法一页一页翻看下去。直到阳光逼近身边时，再逐步退让到檐下。约十点半左右，檐下已呆不住时，即退到廊子下去。如此这般又过了一年。

“四人帮”垮台前几年，就听人说过，稿已送到文物出版社，没有说明文字，将作为馆中加三个绘图人名义付印。局中明白这书产生的过程，且觉得若仅是黑白图，不用说明，恐没有多大意义，搁下不印。后闻又转到人美，得到同样结论。有人把这事告我时，我却认为用不用我名无多大关系。因为这书的编写，并不是为个人出名而作，即或加上我的说明，不让我参预其事，有人乐于负责，我也不觉得难受。正如我三十年搞文学习作一样，三十年努力，全部付之一炬，我还从未说过什么话，凡事听其自然。

直到一九七八年，由刘仰峤先生把我工作调过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后，齐燕铭先生在政协某次座谈会上，还问到这书是否已付印问题，某出版社才把那份图稿送还，并催促我争取时间，赶即改补妥当，便于向日本商讨付印合同，定时出版。且在编辑方面加上我过去工作中从未见过面的一位陌生人。过不多久，则更离奇，几几乎所有工艺美院院长、副院长、主任、教师姓名也一律加上，这作风使人感到不大可解。我不相信这件事是从未参加过这份具体工作的那些教师所乐意承认的。因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只近于和日商打交道时，夸大不实的一种虚伪宣传。并且在催促我们重改原稿时，只求早日交卷，却从不考虑到工作条件和种种费用。

代为安排于西郊宾馆的专用房间，往返交通工具的应用，全得几个得力助手的商借，社会科学院刘仰峤秘书长的鼓励支持协助，一切费用由社会科学院开支，工作才能进行，才能完成。而原某出版负责方面，大部分时间都在南方写电影剧本，很少见面机会。在香港方面宣传，却说她自己始终全面抓这一工作。且不经我们三人工作小组同意，就把人美曹洁同志为设计的封面，更改成和服装无关，且换一画得极草率的金银错车器图案代替，送去德国作预展。只图一时效果，作夸侈不实宣传，反失去学术应有实事求是严谨意义，即使如此努力费心，仍不易取得应有效果。这本来不过是一本常识性参考图书，言过其实，便成废话。与日商谈判真正过程，也并未认真相告。我才和社会科学院梅益副院长商量，将稿取回交由商务付印。

附注：本文原题《后记》，是作者1981年4月下旬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所写。5月1日经压缩改写后，用于该书。此文系根据多种不完全连贯的手稿片断整理而成，标题为编者所拟。

选自《沈从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预读/校对：陈涛、阆阆、zzj、Turquoise、Ms.H、宋婷、梓悦、俱言、山、文喜

整理：zzj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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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尼：1971年圣诞节（黄灿然译）

米沃什：薇依、孩子、作家的责任（黄灿然译）